土地闸门再收紧国土部轮训地方大员资源

面对又一次收紧的“土地闸门”，“地方大员”们再次依照国土资源部的统一安排进行“轮训”，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轮训”的地点选择了天津。

掌握的情况表明，本次为期一周的“国土资源管理市长专题研究班”总计有150人参加，其中既包括天津、长沙等城市的分管市领导，亦包括国土资源部以及派驻地方土地督察局的相关官员，而“轮训”的主要内容，即是“土地督察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十分微妙的是，该次“轮训”结束后，国务院先后下发调整出口退税等多项政策，强力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而在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下，土地向来都是和信贷一样的“闸门”所在，用地闸门的松紧，向来可以窥见未来宏观调此次会面是“非正式的互动”控的力度与强度。

集中“轮训”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集中‘轮训’已经结束了，一共6天，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市里面了。”湖南省一位地级市的分管土地的副市长告诉《中国经营报》，他还告诉，他参加的这次培训已经是第二十期，而之后，这种“轮训”还将继续下去。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参加“国土资源管理市长专题研究班”的，主要是各地方的行政一把手或者分管副市长，而一般的培训内容，都是加深对“18亿亩耕地红线”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如何尽量降低地方违法违规用地的相关治理办法。

了解到，本次“轮训”的参与规模，整体在150人左右，在此之前，历次“轮训”中，鲜有能够达到如此规模，而在这次“轮训”中，除去地方分管行政领导之外，国土资源部以及派驻地方土地督察局的官员亦同时参加。

此外，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冀文林、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等国土资源部的副部级官员相继参与此次“轮训”课程，足见其规格“远不一般”。而本次“轮训”，亦是第一次在天津进行。

“这次参与培训的城市，很多都是工业、制造业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快的城市，项目很多，用地需求也不小。”一位参与此次培训的副市长告诉，而天津则是目前国土资源部认为在经济发展与合法合规用地之间，权衡较好的大型城市之一，个中用意，不言自明——国土资源部向来并不认为，严控土地闸门与“抑制地方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

也正因如此，了解到，在本次“轮训”中，所有参与“轮训”的“地方大员”，均被安排参观天津滨海新区，并听取天津市分管领导对天津市在确保经济发展与严控土地闸门之间如何权衡的情况介绍。

图穷匕见

本次如此高规格的“轮训”，真正的必须自上而下用意，在于土地督察制度，以及此前三部门共同下发的15号文件。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建新告诉，近年来，上海督察局在湖州开展例行督察和卫片执法检查督促整改工作，影响之大，令湖州市委、市政府震动，有力推动了土地执法和土地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而土地督察制度以及相关的违法违规后的惩处制度，实际上才是绝大部分地方官员真正关心的问题所在。在此之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下发《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其间强调对重大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直接问责属地行政负责人，这项政策，又被称作是“15号令”。

“今年我国继续坚持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国民经济整体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保持高位，各地感受到的用地保障压力和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前述参与此次“轮训”的地方官员向表示。

了解到，在该次“轮训”中，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反复强调，在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面临一系列考验和挑战，特别是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土地督察机构在督察中，如何处理和地方政府既支持又监督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国土资源系统不取代、不重复、不交叉的关系。

显然，这样的问题既是甘藏春和国土资源部的官员们关心的，亦是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主要考核职能的地方官员最关心的问题。

“以前觉得，发展中有一些土地违法问题不大，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15号令解读有一条我印象很深刻：土地违法超过规定比例，不仅要追究领导，而且可能追究刑事，此外还可能导致政府赔偿。”杨建新说。

转型抓手？

就在此次“轮训”结束后不久，国务院便下发通知，对出口退税等政策进行调整，再加上此前汇率调整的空间以及多地方最低工资的上浮，中国最高决策层强力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已经十分明显，而土地，向来就是中国宏观调控中，除信贷之外的另一大“闸门”。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叶剑平向表示，我国目前的征地制度和土地供应方式，降低了建设用地侵占农业用地的成本，使得改革开放以后的城镇建设偏重外延扩张的模式，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超人口城镇化速度。

“中西部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要远远大于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特别在西部城市，每年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要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近6个百分点。在东部，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更高，两个速度的差别约1.8个百分点，与之相伴的是土地的大量浪费。”叶剑平说。

也正因如此，包括地方官员在内，中国政府的官员都开始意识到，土地实际上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抓手”所在。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制造业在我们市，是主要的就业机会来源，如果现在从供地的角度，完全控制对一些重工业项目的上马，在其他替代产业发展起来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之前，用什么来保持就业的稳定，是个问题。”山东省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告诉《中国经营报》。

了解到，该市主要以钢铁冶炼为工业主业，且其中出口产值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而目前，这位副市长的担心在于，如果完全对这类产业禁止供地，那么，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稳定问题，将无从解决。

而这一切，显然不是几次“轮训”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