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美食

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三位作家和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互相对话。 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该如何“走出去”这个备受关注的论题，作家们纷纷认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上个月，上海代表团带了几十位作家出席了巴黎图书沙龙，和普通读者见面。作家们都知道，尽管在法国他们都有作品翻译出版，但读者群体却很小。中国文学走出去？似乎在出版界和部分作家那里有很大的期待，比如麦家小说《解密》英文版出版并登上西方媒体报端，就给中国媒体带来很大振奋。但真相是，正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昨天说的，“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 昨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邀请了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三位作家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高立希（Ulrich Kautz）、何碧玉（Isabelle Rabut）等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镜中之镜”最重要的一场活动是这三位作家与三位译者的对话，译者们关心中国文学翻译问题，作家们则希望大家不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抱太大的期待。 母语是翻译最大障碍 来自法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何碧玉表示，这个问题现在很热门，“全世界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被接受情况的研究。”何碧玉强调，在做中国文学的法语翻译时，最大的障碍其实来自法语方面，翻译家一定要有写作能力。“母语是关键，”高立希立即补充道，“再好的汉学家，如果没有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语，是翻译不出来的。” 但高立希表示，现在做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有便利之处，因为可以随时写邮件跟作家联系，甚至不用向作者提问，直接问自己的中国学生就可以。高立希在翻译王朔的作品时，发现里面都是北京年轻小伙子说的脏话，“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意义，我不去问王朔，我去问我的男学生。他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但他认为，译者需要作者的帮助才能理解原深圳同比上涨高达15.9%。文其实不太正常。 而如果遇到中国小说里的方言，译者们往往更会感到无能为力。高立希无奈地表示，他现在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里面的河南方言“是最难的地方”。而何碧玉在翻译余华《兄弟》时遇到大量脏话，问余华怎么办。余华说，“你把中国粗话翻译成法文粗话好了。”“他说得对，加注解是没有必要的。”何碧玉说。 而对于方言翻译所涉及的对中国小说忠实原文翻译还是做符合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调整这一选择，何碧玉表示，“原著本来就是给普通读者而不是给汉学家读的，翻译也不是给汉学家读的。所以，我觉得，凡是普通读者不懂的东西，就要解释，千万不要用备注、注解什么的。”但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还需要一个平衡，“我们做翻译的不能忘记，人们选择中国作家的书来看，就是要看中国、中国人是因《日照重庆》第一次惊艳亮相戛纳电影节后怎么样的，不能把陌生文化的每个因素都抹平，不能都法国化德国化，要留点中国味儿，否则就干脆读本国作品就行了。” 作家对走出去不那么迫切 在场的三位中国作家王安忆、毕飞宇和阎连科对文学翻译持更多的宽容。阎连科说，他不懂外语，也不懂翻译，“但作家应该尊敬翻译家。我常说，你想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既然作者译者同时放在封面上，说明这本书是作者译者的合作结果，就要尊重对方的劳动。”阎连科开玩笑说，不管译者把他的作品带到金字塔还是水沟，他都非常感谢。 面对“走出去”的论题，作家王安忆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策略”。王安忆说，“有一种假象，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不是这样。2000年前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你会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后来，王安忆自己去那里旅行，认识到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去书店很难找到中国文学作品。“慢慢地你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家的人写作最好。” “走出去越早，现在会越淡定。汉语作为小语种的命运格局，没有改变。”毕飞宇说，“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毕飞宇反对那种为了走出去而写作的策略，“写作时，如果还考虑海外发行、进入其他语种的问题，这是不堪负重的事情。” （实习：王谦）